能源部门减排是气候变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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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长、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主席法比奥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主席提案。费边斯的声音颤抖着，眼角几乎含着泪水。与会代表起立鼓掌表示热烈欢迎。几个小时后，该提案获得一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6个缔约方在欢呼声和掌声中达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协议。

巴黎协议的签署将对全球和中国的能源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科技日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恰尔德环境研究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学家张。

该协议建立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谈判模式。

张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其根源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然而，不同区域的排放效应基本相同，具有时间累积效应，这与某些区域空气体污染的排放效应有很大不同。因此，温室气体排放空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减少排放。

张认为，《巴黎协定》的最大意义在于将以往自上而下的谈判模式从制度安排转变为以自下而上为主导、监测与定期评估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减排目标。这一模式打破了试图分配减排责任的谈判中的旧僵局，并能进一步增强实现总体目标的雄心。这一模式能否有效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还需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进行研究，特别是进一步明确协议的内容。

能源部门的减排是应对天然气变化的关键。

张表示，目前，能源行业至少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结构的三分之二，也是减排的重点。《巴黎协定》包括1.5摄氏度的长期气候目标，这将是对能源行业的一个长期限制，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收紧。至于在现阶段是否会继续收紧，则取决于全球治理状况以及各国的政策选择和变化。对能源部门的影响也将与各国政府持续推行的具体能源和环境政策密切相关。例如，可以预测，美国和西欧国家将逐步增加对燃煤发电的限制，使得这一领域的投资几乎不可行。一些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可能会引入碳税来满足财政平衡的需要。东南亚和印度的电力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如何防止落后技术的锁定也是他们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些大型主权和私人基金已经开始投资可再生能源，它们的收益率正在逐步提高。由于燃料成本波动小，它们具有风险小的特点，在投资组合中不可或缺。

张表示，具体到中国，这涉及到落实减排承诺的贡献。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电力行业的现状，实现将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提高到20%的目标也极具挑战性。

在谈到中国如何推动能源转型以支持可持续发展时，张认为，首先，市场应该在消除过去存在的扭曲方面发挥更大的决定性作用，这涉及到中国的改革进程。二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程度以及如何克服新技术进入市场的障碍，这涉及到制定各种合理的政策、目标、法律法规。

对于这种扭曲，政府应该坚决退出，并尽快建立相关的市场基础设施，以“做正确的事情”。对于市场失灵部分，最合适的解决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和措施应该基于“做好事”的价值标准来讨论。例如，在设定能源环境的发展目标和转型目标时，我们应该从有效性、成本效益、面对新信息的灵活性等标准来审视政策的合理性，并制定一个更有效、更可行的能源环境政策。这些政策将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指挥控制”政策大不相同。新出台的电力改革配套文件对这一问题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是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中国将引领低碳经济

张介绍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没有中国的世界能源地图是极其不完整的。中国自身能源系统的转型和环境治理的加强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提高能源和环境减排目标将是中国未来能源系统发展的可预见的制约因素。除了上述全球治理含义外，中国的这一重要作用还体现在技术创新和推广上。此外，中国将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世界领先的作用，这取决于中国成熟的制造体系和比发达国家低的成本。

目前，国际技术合作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先进技术和核心部件可能首先在发达国家发明和制造，并以各种方式引入中国，实现中国的技术创新和低成本制造；这些产品再出口到发达国家，以支持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成本下降后，中国和印度等拥有制造能力的国家指望技术投入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是全球低成本中心，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编者:胡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