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重庆“红卫兵墓园”求生记

本篇文章3208字，读完约8分钟

▲斑驳的墓地入口

红卫兵墓地的墓碑

40多年前，山城重庆爆发了中国同期最大规模的“文革”武斗，死者被分散埋在重庆市约24个地方。 岁月流逝，这些墓地被转移或拆除，至今只剩下一处，在沙坪公园。

2009年12月15日，这块墓地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机构。

“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者，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波澜，多次面临解体的危险。 当时古老，记录历史，出现了子孙反省的作用。

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地是目前中国唯一残存、有规模的“文革”墓地群。 虽然在成为文物的过程中有争议，但最终所有的意见都指向一个基点:它应该受到保护。

在重庆市沙坪公园的西南角，石墙包围着特殊的墓地，长期处于孤立状态。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地里有113块墓碑，埋着531人，其中404人死于“文革”的武斗。

当地被称为“红卫兵墓”，据说是全国唯一残留的“文革”墓群。

长期以来，围绕这个墓地一直是去就的问题。

放弃还是留下，争论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 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月12日，记者进入雨后墓地。

墓地西高东低，布局杂乱，通往深处的中央小路勉强形成中轴，左右两侧墓石稀少。

武斗中指挥遗体埋葬的郑志胜老人回忆道:“最初是乱埋，但各个单位都在附近找地方，先埋好，先左右，逐渐向后移动。”

这里合葬墓很多，最大的坟墓有37人被埋，分三层被埋，楼层和楼层之间用块隔开。

坟墓里碑的形状不同，有些碑顶镶嵌着带有派别名的火炬。 碑文上有“断了头，流了血，不要失去毛泽东思想”、“挨打，挨打，不要低下生命之头”等。

红卫兵墓地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地死者中工人约占58.9%，红卫兵约占40%。 最年轻的是14岁，最年长的是60岁，其中26岁以上占46.5%。

唯一的红卫兵墓

学者王康曾经目睹过“复仇”，20世纪70年代，重庆一中某校长炸毁了红卫兵的坟墓

67岁的郑志胜说，他现在每次进入墓地都在流泪。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的本科生。 他接受的任务是解决尸体，同学给他发了绰号“尸体长”。 经过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被送到沙坪公园埋葬的有200多具。

在“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从1967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的1年左右，重庆市武斗官方记录的有31次，枪、炮、坦克、炮船等武器武器共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地的墓碑时间为1967年6月至1969年1月。

据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红卫兵墓地资料收集、整理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有24处类似的红卫兵墓群。

之后，其中23处墓地被强制转移或直接拆除。

“文革”武斗结束后，红卫兵的坟墓因其记录的历史，成为人们心中的敏感区域。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经目睹过人们对红卫兵坟墓的憎恨。 20世纪70年代，遭受“文革”迫害的重庆一中的校长亲自炸毁了埋有数十人的红卫兵墓。

危险一再解除。

围绕红卫兵坟墓的解体声音一直存在，但到了房地产开发的时代，面临着被地产业者清除的危险

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地一度破损。

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说，墓地只被失去修理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绝，附近的农民翻墙撬开好的石板，成为房子的基础，盖上了猪圈。 1975年全面整修时修理了公园，建造了与外界隔离的封闭庭院墙。 墓地方面开始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

但是石墙还不能保护墓地免受破坏。

陪葬品中也有头盔、枪械的传闻，让盗墓者经常露骨地发掘墓地，死者的遗骨散落。

从墓地的特殊性出发，如何处理“文革”墓地群，对当地政府来说一直是敏感的问题。 据李中华报道，20世纪70年代，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指示上级处置墓地，但没有以下内容。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说，1985年，一位退休于四川省委的老干部写信要求拆除这块墓地。

据沙坪坝区文保部门透露，当时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绕墓地一周，但没有直接表达。 之后，他指示“三不大体”:不解体，不推广，不开放。

据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2005年，重庆传出了房地产开发商拆除红卫兵墓地，对该地区进行商社开发的消息。

谣言引起了轰动

2005年，为了土地开发而拆除红卫兵墓地的消息广为流传，众所周知有墓地

这个消息一出现，就引起了强烈的关注，重庆很多人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地。 “刚传出这个谣言的时候，我很高兴。 这是件好事。 ”。 钱立全认为这个消息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益于墓地保护的墓地。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表示，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盛行。 但是，当时开发者的意见一出来，就受到了很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

钱立全说，对墓地的“威胁”除了商业开发，还有转移遗骨的家人。

他想起2003年或2004年，贵阳死者的家属希望转移死者的遗骨进入家族墓地。

钱立全说，那是共同葬墓，公园方面知道死者埋葬在哪个角落，但只有一个转出会导致墓地的严重破坏。 因此，钱立全连续两次给其家人写信，从文物、历史的角度考虑，希望不要转移。 “他说这里有战友，并不孤独。 ”。

困难的证人调查

研究人员李中华表示，有些人不想谈论往事，有些人老了，有些人见面时会中风或死亡。

2004年底，沙坪坝区文物局与沙坪公园管理处合作，开始了向红卫兵墓地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钱立全表示，由于管理处没有资金，没有政策支援，这项事业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 到2007年出现了转机。

今年4月4日，国务院发出了全国第三次文物调查的通知。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等3人参加调查组，对墓地的史料、当年的经验者、死者和家人等进行了半公开调查。

三个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营。 据李中华介绍，之后持续了两个春节，他们在墓地度过。 为了死者的家人、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吊唁在墓地。 另外清明节人很多。

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是和他们对话。

一般来说，对方不想谈往事，“不想谈，不想谈”，但如果回味往事，伤口带来的痛苦有可能会“波及”到李中华们，被人骂，说“他们是大怨恨，40年间无处发泄”

据李中华介绍，员工访问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结果，完成了30万字的文案。 现在，虽然知道了100多人的一生、死亡日期和原因，但还没有找到300多人。

文物申报将得到机会

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提出，必须保护“文革”期间的代表性建筑物，墓地申报才能公开。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举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雯翔建议:“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代表性典型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做法进行合理的保护。”

之后，申报了重庆红卫兵墓地的调查组和文物，进入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说，沙坪坝区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领导人也大胆地说了这件事，区和市文物局重视这块墓地，多次到现场，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别忘了历史”

专家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地成文保单位证明了国民对历史的态度更成熟、更理智。

关于红卫兵墓地文化财产评价的申请，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计划专家等举行了2次讨论会。

吴涛介绍说，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库中选出的，很多人经历过“文革”。 第一次会议是2009年8月，第二次会议是10月。 在两次会议上他建议:“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

据介绍，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斟酌墓地名称，考虑武斗墓、文革墓等，最终命名为红卫兵墓地。

钱立全认为红卫兵墓地成为文物，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的开明。

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地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证明了国民以历史为鉴意识，对历史的认识更成熟，更合理地看待历史。 (据《新京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