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与当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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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与当代社会

资料来源:《全球企业家》2012年10月作者:袁同南

插图:张彪

内容指南:书面语言是一种工具，历史的子集是一个窗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推窗户看到风景，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必须遵循个人惯例

[南怀瑾传]

(1918.3.18 2012.9.29)

学者、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实业家。他于1918年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柳城区滴端乡叶莉，抗日战争时期参军。之后，他去了台湾，在台湾文化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他还去了欧洲、美洲、欧洲等地学习和讲学。晚年，他创办了江苏太湖大学堂传教。他的作品涵盖儒、释、道等。，以及百家争鸣、诗词歌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他的代表作有《禅海预言》、《论语》、《老何姿说》、《金刚经说什么》等。

南怀瑾先生前后有许多争议。有些人对他非常尊敬，称他为中国研究的大师，不允许别人质疑他。也有人因为他作品中的一些错误而批评他。两种观点都有偏见。

南怀瑾先生有一本书叫《庄子·南华》。他对这个书名的解释是，这本书是在喃喃自语，但他觉得用“南说”这个词作为书名不够优雅，所以他用了“书硕”这个名字。这个词告诉我们思想教育的方式:一个人是否喃喃自语取决于接受者，而不是必须灌输一些东西。

当他对你的心喃喃自语时，他没有给出解释，而是产生了让人们思考的力量，这样智慧就会自然增长。对于儒家经典《尚书》，孟子的观点是信书胜于无书。同样，相信言语比不听要好。古往今来，思想家们一直在追求思想自由，而不是知识的束缚。教育的意义在于启迪，而不仅仅是训诂。如果你只停留在一些单词或对章节和句子的正确或错误的解释上，你会误解知识的含义。

《金刚经》说:如果人们像佛一样说话，说些什么，他们是在诽谤佛，不能解释我说的话。阻碍人类思维的是语言和文字。特别是在释迦牟尼时代，人类不仅受到语言和文字的阻碍，还受到科学条件的限制。因此，所说的一切都是基于当时人类的现实条件和认知水平，并尽可能地加以解释，而不是佛教的真理。

因此，荀子也说:困难在于最高的思想启迪最卑微的人，用最高的治国之道来对应最混乱的局面，从而达不到目的。引用的例子一点也不荒谬，近乎粗俗。但要与时俱进，适应世界。因此，南怀瑾的作品中存在着对与错的争议，因为如果有争议，就会有偏见，如果有偏见，就会有错误。必须明白这样一个真理:修行容易，传播佛法难，传播技能容易，开启智慧难。

《易经》说:世界是一样的，但有不同的方式，而且是一致的，令人担忧的。相应地，《金刚经》说，所有有前途的法律都是佛教法律，也就是说，有各种方法来启迪智慧，但很明显，它们只是教育法律，而不是根本法律。因此，《金刚经》最后强调，所有有希望的法则，如梦和泡泡，如露水和电，都应该这样看待，也就是说，他们在启迪智慧时不应该痴迷于那些方法，并认为它们是正确的。

这也是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所以无为而治。因此，书面语言是一种工具，历史的子集是一个窗口。你可以推着窗户看风景，但是当你到达时，你必须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因此，南先生所做的是让人们敞开胸怀去追求幸福，而不是陷入道德的恶趣中去，并且敞开大门去引导人们，而不是抱着自己的观点。所有的争论都不理解他说的话。

南怀瑾的推崇必须关注国学热现象及其原因。中国研究的热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决不是辅助作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说:保守地说，事实的中心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文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关键角色，以及如何运用它是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在这种需求下，我们可以看到南怀瑾的追随者中有很多企业家。因为他们面临着企业发展和管理的问题，他们意识到需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思想境界，以获得更高水平的理解和方法来解决自己和企业的许多问题。伏尔泰说过:这不是思想的原因，而是思想的原因。这是企业家追随南先生的动力，他们充分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在解释什么是职业时，南怀瑾说: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做一件事，他将永远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永远造福每个人。这叫做事业。因此，通过学习，一些企业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以利他主义的精神投身于企业经营和社会福利事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他们在社会秩序面前仍然无能为力，这导致了问题。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在《艺术是经验》中说，秩序不是由外部强加的，而是由能量之间和谐互助的关系产生的。因此，没有整个外部环境的改变，他们最终将处于一种以个人信仰为中心的状态。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指出，拥有财产和经济繁荣也会让人们退休后不再关心政治，回到自己的私人世界。

对公众来说，没有文化教育也能产生相应的素质和价值观，因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而应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和秩序。因此，掌握文化并不意味着形成社会规范和公共习俗。不形成规范和习俗，就不可能产生持续、密切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和政治制度的一体化。经济发展中缺乏这种整合或缺乏这种整合过程将极大地制约经济发展并产生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

在这样一系列问题下，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将不会实现。应当理解，依靠经济发展本身不会从根本上扭转社会规范和公共习俗。托克维尔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思完全放在赚钱上，他通常会是一个胆小的MoMo公民。因此，任何基于理性规划的文化素质教育都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所以托克维尔把政治家和立法者比作船长。他说:立法者就像海洋上的航海家。他驾驶着这艘船，但它无法改变它的结构，不能提高风力，也不能阻止海洋在他脚下翻腾。

一些人的个人或小范围的素质已经通过学习国学得到了提高，但它们并没有反映在社会秩序中。因为对中国研究的狂热不会带来中国总体社会秩序的改变。对于文化素养和民族素质的培养来说，燎原之势不能通过缓慢的教育来形成。

汉学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圣经对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对于资本主义的成功，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根源在于新教伦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的观点在美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实践。

20世纪初，美国工业生产非常繁荣。在大规模生产的同时，推销员和推销商制度首次出现。正是这种制度使企业把销售和生产同等重要，甚至比生产更重要，并创造了柯立芝在美国的繁荣。这一制度也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翻开当年培训推销员和推销人员的教科书或手册，大部分或核心内容都是引用自《圣经》。与此同时，《圣经》的传播也引用了商业实例，这些实例在概念上是统一的。尽管推销员的信仰是世俗的，但永不放弃的想法使整个民族的神经变得坚强，充满希望和活力。因此，一些美国人声称，与其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不如说是圣经的胜利。这些言论不是基于宗教虔诚，而是赞美从基督教发展而来的美国商业文化。

在此期间，当地的商业团体和组织不断建立，促进商业，并通过商业手段将《圣经》中的思想传播给每一个消费者。这种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商业行为给美国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强调的那样，强大的公共机构作为信任的基础与市场生产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了扩大财富，也是为了灌输道德观念。

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文化在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由于中国的问题比美国的复杂得多，所以不可能简单地进行比较。还有涉及所有学科的理论问题。从以上可以看出，文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当今世界理论界，特别是一些著名国际智库的战略研究课题。当被问及是什么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时，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回答是文化。

随着南怀瑾先生的逝世，许多人感叹中国学术界的大师越来越少，这使他们感到悲哀。我强烈反对这种态度和认知。荀子说:“天永远是好的，不是为了尧的生存，不是为了桀的死，而是为了文化。”？我想南怀瑾先生也会同意这个观点。在解释建立太湖大学堂的原因时，先生说他想利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来挽救这个时代面临的危机，并说:我全心全意做每一件事，但成功不一定是我的。作为年轻一代，中国人应该有创新的勇气，他们可以继承过去，创造未来。

站在世界学术界的前沿，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是在促进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持续、相互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文化产业不同于本文提到的文化，它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文化以人性和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建筑学等所有理论，产生了全民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

现在中国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我们有过辉煌、挫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基于我们对未来的渴望和对当前问题的经验，我们必须创造新的理论和实践，以愉快、勇气和坚定的决心迎接未来的挑战。